「雖然受到媒體批評的污名化攻擊,鄭總裁的團體在南韓仍然持續擴張且更為國際化……」
作者:Massimo Introvigne
文章五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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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系列文章中的第一篇中,我們回顧了南韓基督教新興教會的創辦人鄭明析總裁的早年生平。下個主題則是更引人好奇,更具爭議、也令人震驚的部分:在2008年到2018年鄭總裁因為性侵案件爭議而入獄,教會卻依然持續不斷成長的這段歷史。
在第一篇文章中,我們看到鄭總裁在1978年帶著大約等於僅美金200元不到的資金,抵達首爾後就開始宣教,到1982年終於創立新的教會:MS福音宣教會,後來被稱為攝理教會。之後,鄭總裁在首都的改革宗牧師中找到了一些朋友。儘管他原本受的教育有限,但他們還是設法讓他進入衛理公會衛斯理神學院就讀,他於1983年在那裡得到正式學位。
鄭總裁參訪了眾多韓國的大學,並在大學生中聚集了相當多的追隨者。後來,他們當中部分人員開始去海外宣教,這使得攝理教會在1987年1 月在洛杉磯建立了韓國以外的第一間教會,也在1988年1月於台灣建立了第一間教會。這段時間教會主要是在大學生中迅速成長。臺灣、日本、澳洲和紐西蘭是攝理教會宣教成功的海外國家。
1989年,鄭總裁開始領悟他的夢境所言,就是要在他的家鄉石幕里建造一座「自然聖殿」(即沒有圍牆,但有一些雕像和其他神聖藝術品,建造在大自然中的聖殿):月明洞。他的追隨者也開始稱他為「鄭總裁」。

在1990年代,攝理教會在韓國和世界各地擴展宣教,大約快七十個國家都成立教會,擁有數萬名成員,但可是也被高度活躍的韓國新教反邪教運動(見Kim 2007)視為「異端」。眾多的年輕女性信徒(儘管明明也有眾多年輕男性信徒)的存在也引起了外界的懷疑。鄭總裁對年輕女性「性指導」的謠言在1980 年代後期開始流傳,並被民族學家Nathalie Luca在她1994年的博士論文(Luca 1994)和1997年的法語作品《Le Salut par le foot(通過足球來的拯救)》認為是可能的。根據Luca在韓國的田野觀察(Luca 1997;另見 Luca 1998, 1999-2000),她說她自己根本沒有受到任何性騷擾,不過如果她留在那更長時間,而不是提早回到法國就有可能會發生(盧卡 1997:20-21)。我(Massimo Introvigne)訪談過的少數對Luca還有記憶的成員說,她們根本不知道原來Luca在進行田野,而且她確實曾經是教會的「成員」。可以預期的到,記得她的人們都也強烈反對她書中的論述。
雖然Luca的書在韓國幾乎沒有任何影響力,但SBS電視台(TV network Seoul Broadcasting System)於1999年的報導性侵的傳聞,立刻使教會成為全國關注的焦點。在接下來的七年中,鄭總裁離開韓國前往海外宣教,媒體對傳聞的報導卻也在繼續不斷進行。鄭總裁在2007年於中國被捕,2008年被迫回到韓國,最後被判處十年監禁。(這些事件在之後系列文章中將會討論。)
令人驚訝的是,在鄭總裁入獄的十年間,攝理教會不斷發展壯大,令批評者感到很震撼。鄭總裁在獄中繼續透過書信領導教會。擁有教名為鄭朝恩的金智善女士被任命為「代表使徒」,她將鄭總裁在國外和後來入獄期間所寫的福音訊息傳遞給教會。2018年2月18日冤獄刑滿後,鄭總裁返回月明洞,再次領導已經擴張不少的教會。我(Massimo Introvigne)親身田野參訪了月明洞、首爾和台北的活動,並訪談了幾位成員,還包括記者和批評者。所有人都確認,在鄭總裁被監禁期間和之後,攝理教會的聚會出席人數完全沒有減少。

攝理教會沒有公佈具體統計數據,但承認其成員數以萬計,這數字是甚至連批評者也接受的。如果包括韓國以外各國的所有群體,那麼100000人也許是一個可靠的數字。
教會的正式名稱是基督教福音宣教會。就像耶穌基督後期聖徒教會被稱「摩門教」或是公誼會(Society of Friends)被叫「貴格會」一樣,「攝理教」一開始也被批評者使用來稱呼教會,現在也是教會的常見名稱。教會現在或在其早期曾經也被稱為「耶穌晨星」(JMS)。相同的字母 JMS 是鄭總統 (Jung Myung Seok) 的全名字首字母的縮寫。
攝理教會在每個國家都有不少的自主運作的政府立案法人組織,儘管韓國教團有一個國際宣教局協調其中,但是像日本和台灣這兩個最大的外國教團,是享有相當大的自主權。
有部分成員決定保持獨身,以便能夠將更多時間奉獻給教會。他們被稱為「信仰明星」,這就是當初媒體上關於所謂「常青樹」的謠言來源,他(她)們被描述成發誓只與鄭總裁發生性關係的年輕女性成員。根據攝理教會的說法,這個說詞完全都是捏造出來的,「常青樹」從未是官方獨身成員的稱號,而且「信仰明星」根本不只有女性,當中也有男性。

攝理的藝術團致力於視覺藝術、音樂、舞蹈、設計和時尚走秀的不同部門。鄭總裁本人是一位多才多藝的畫家,即便在他被監禁的期間,他的作品依然在多個國家展出。
臺灣和平交響樂團成立於2013年,曾在多個國家巡迴演出,被視為教會熱愛音樂的最專業成果。

基督教福音宣教會的志工團也推動公益服務,像是主動清潔山區和海灘的生態環境,也嘗試幫助窮人和老人(不僅限於攝理教會內部的人)。由於參加教會的高中和大學生人數眾多,志工團還提供學校申請入學輔導和生涯輔導服務。
正如其他觀察者從攝理發展早期以來所發現的那般(Luca 1997:28),攝理教會的敬拜豐富,但不會太過嚴肅僵硬、形式化。大學生和其他會員參加聖經課程或社團,在那裡他們閱讀鄭總裁的話語,學習聖經課程,彼此之間進行生動的討論。鄭總裁在月明洞舉行的禮拜(其中幾場我也參加了)包括他親自證道,或其他牧師的分享,還有很多的讚美音樂。證道主題圍繞著攝理教會對聖經的詮釋及其神學的闡明,像是三十個論當中所言一樣。
攝理教會建議成年會員內部通婚,並組織「聯誼社交活動」,讓來自不同地區或國家的男性和女性會員見面(譯者註:大部分都是同一個國家同一個種族),最後可能會決定約會和結婚。攝理教會研究報告說,這些參加祝福式婚姻的離婚率不到百分之一。
在Luca於1997年《通過足球來的拯救》的書中,Luca強調在攝理教會足球比賽有其儀式性質。這位法國人類學家被這些比賽深深吸引。她解釋說,鄭總裁的球隊「總是應該要贏的,不過也不會贏太多」,而且比賽中間也也常因為鄭總裁本人對比賽的思想教育而暫停。

Luca的書已經出版30多年了,現在要評論其中內容是很困難的。鄭總裁告訴我,他75歲了還在踢足球,月明洞自然聖殿的中心部分也是一個足球場。另外,我曾看到其他運動在進行,像是棒球、排球和籃球,以近來的攝理教會看來的其他運動的練習和熱愛也不亞於足球。少數讀過Luca的書(此書只有法文版)的成員不僅不同意她的一般方法,而且不同意書中認為攝理教會有對足球的真的那麼強調,在他們看來,足球沒有那麼樣關鍵的重要的作用。
此外,Luca的田野訪查也追溯當初90年代時的背景。她提到1988年首爾奧運會在韓國創造的特殊氛圍,使得當年體育社團將可獲得的公部門補助(加上後來韓國也被選中2002年和日本共同舉辦世界杯足球賽)。攝理教會也類似像其他新興宗教一樣,是開放的運作系統,有舊的成員離開,又有新成員加入。在 1990年代初期就進來的人能被我訪談的只有少數人(當然包括鄭總裁本人)。無論如何,到了21世紀,足球在攝理教會的重要性,或許因為鄭總裁曾無法親自帶領教會了很長一段時間,或者和他本人的年歲漸長有關,已經和Luca書中所寫的大不相同。
了解什麼樣的神學支持攝理教會成員的宗教、文化和運動發展是很重要的。這將是下一篇文章的主題。

Massimo Introvigne (born June 14, 1955 in Rome) is an Italian sociologist of religions. He is the founder and managing director of the Center for Studies on New Religions (CESNUR), an international network of scholars who study new religious movements. Introvigne is the author of some 70 books and more than 100 articles in the field of sociology of religion. He was the main author of the Enciclopedia delle religioni in Italia (Encyclopedia of Religions in Italy). He is a member of the editorial board for the Interdisciplinary Journal of Research on Religion and of the executive board of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Nova Religio. From January 5 to December 31, 2011, he has served as the “Representative on combating racism, xenophobia and discrimination, with a special focus on discrimination against Christians and members of other religions” of the Organization for Security and Co-operation in Europe (OSCE). From 2012 to 2015 he served as chairperson of the Observatory of Religious Liberty, instituted by the Italian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in order to monitor problems of religious liberty on a worldwide scale.


